宋文化的核心，体现的是以理学、道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在佛教本体论和心性论观念的影响下，宋文化对人文始祖创造的太极、道、易文化，即中国最根本、固有、基因等传统文化，进行再发掘、再阐述、再发展，最终形成以理（道）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
理学，是在五代时期儒家思想、信仰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建儒学思想和精神信仰的结果。在北宋新的历史条件下，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重塑新儒学，即理（道）学的伟大使命。它构建的理论学说，不仅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是对人文始祖伏羲创造太极、道、易文化，包括思想方法、道德信仰的终极追求，更是创世、治世的思想与方法，是宋朝政体与国体、理论与实践中的高度契合、有机统一。
宋朝建立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保障体制，如恪守“不杀士大夫”的立国祖训、科举制度更加成熟、台谏制度得以确立，构成了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宋朝实行农业变革，废除城市厢房制，积极发展商业经济，形成了士大夫阶层，筑建了体现治世理念的“三重城”“中轴线”皇都规制，构成了宋朝国家制度的物质基础。
宋文化的形成，对宋朝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一种崇尚道理、崇尚气节、崇尚人格思想的社会风气，助推了宋朝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快速发展。
宋文化主要特点，体现在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
对于宋文化的地位、价值和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大家多持褒奖态度，评价极高。
如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南宋政论家叶适（逋）也认为：“近世文学，视古为最盛。”“文明”“文学”“文化”，都属于人文的范畴，也是人文社会发展的标志。
虽然历史上也存在对宋文化不同的评价，但却被认为是不懂历史的表现。对此，明朝思想家方孝孺写道：“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天水一朝”，即指“究天人之际”的宋朝。元代宰相脱脱《宋史》称：“天水，国之姓望也。”古人认为，华夏民族源于天汉、河汉、星汉、天水文化，故称“天汉一族”“天水一族”，即“汉族”。赵家皇族本是传承天汉、河汉、星汉、天水文化的望族，故也以“天水一朝”代替“赵宋王朝”。
近代学者陈寅恪指出：“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他强调：“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史专家邓广铭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足以证明，宋文化作为华夏文化发展历程的一座峰峦，是大家公认的。
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绝后的宋文化，通过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理学、宋词、文学、史学、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方面，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现给世界和世人。
宋文化反映在东京开封宋都建设理念上，尤其突出了理学“天人合一”“中和中庸”“允阙执中”的王道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也称“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的思想。它最早产生于上古时期，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最早创世观和方法论的具体反映。
在“大道之源”的《易经》中，古人将“天地人”纳入“三才之道”，具有“太极”“道”“易”文化的本质内涵。故《易经》也被称为“三才之书”，讲的也是天地人“三才之道”。
从“三才”产生的顺序而言，是先有天、次有地，而后有万物。由于人属于万物的范畴，故天早于地产生，地早于万物和人产生，依序而称为“天地人”，也依次产生了天皇、地皇、人皇“三皇”文化。故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生。
从人文始祖象天法地的创世观而言，人是天地的产物。人之本在于天地之本，人的本性源于天地的本性，也效法于天地的本性。天地“善”的本性，育化了人“善”的本性。将人与天地并列等观，在于使人吸取天地精华的本性，具有天地“善”的道德，是以天地道德育化人的重要方法。
所以，儒家经典著作《中庸·第一章》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二十二章》还认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下最纯洁忠诚的是本性；尽人之性就是尽物之性，人之性是天地之性育化的结果。人之性效法了物之性，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了。
“三才”的本义，是将人之本性、人之初心、人之道德放在天地本性、天地初心、天地道德的位置，来认识和创造世界，与世界共生共存。故《易经·系辞下》记载：“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易经·说卦》又记载：“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因此，“三才”也被称作“三才之道”。天道，两分为阴与阳；地道，两分为刚与柔；人道，两分为仁与义，合计为“六者”。“三才之道”，也称“中庸之道”“中行之道”“中正之道”。故《易经·未济》记载：“中以行正也”；《易经·观》记载：“中正以观天下”。“中庸”“中行”“中正”，都具有“大道中行”“天下为公”的本义。
儒教和理学文化，均从人为“天地之本”、人为“天地之中”、人为“天地之心”的角度，将人与天地并列而称“三才”。天为乾、为父，衍生了天皇；地为坤、为母，衍生了地皇；人为天地、父母所生，衍生了人皇。人为天地之子，既是对人类的总概括，也是人类的总代表。古人认为，这个总代表便是“替天行道”的“天子”。
故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这样解释：“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西汉礼学家戴德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因此，“天子”应具有天地道德，方能让天下归心。
这说明，人是天地盛德的产物，阴阳相交的结晶，鬼神聚合的成果，由五行秀气凝集而成。天地“五行”秀气，衍生了“五德”“五方”“五色”文化，也衍生了人间“五德帝”“五方帝”“五色帝”文化。
五行、五方、五色与五德帝、五方帝、五色帝的对应关系是：
五行木、五方东方、五色青色，对应木（仁）德帝、东方帝、青（苍）帝伏羲；
五行火、五方南方、五色赤色，对应火（礼）德帝、南方帝、赤（炎）帝神农；
五行土、五方中央、五色黄色，对应土（信）德帝、中央帝、黄（中央）帝轩辕；
五行金、五方西方、五色白色，对应金（义）德帝、西方帝、白（金）帝玄嚣；
五行水、五方北方、五色黑色，对应水（智）德帝、北方帝、黑（玄）帝颛顼。
由此，形成了道家的东西南北中“五方帝”、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常）”之说。可见，“五德”本是上古时期天地人“三皇”“五方帝”思想道德传承的产物，也是“三皇”“五方帝”效法天地之道、之德的产物。
因而，代表新旧儒家思想、理学文化“五德”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本是对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本性、初心、道德的阐述、继承和弘扬。而五帝道德的根本，也源于天地所固有、原始的大自然之道、之德。因此，大自然、天地的道德，才是人类效法最原始、最根本的法则和楷模，也是天子效法和教育天下人的依据。
在“天地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中，“天”的核心在“天之中”，“天之中”有紫薇垣，是天帝宫室之位的象征；有太微垣，是天帝在天府行政之位的象征；有天市垣，是天下子民交易生活之位的象征。它成为帝王天子、人类“天人合一”“象天法地”，效法天帝之国，建都“三垣城”，即“三重城”的理论依据。
这种天文学、星象学文化，最早发源于黄河下游，即以伏羲在开封汴河流域，肇始“河图洛书”“中数、中宫”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到了战国时期，被魏国大梁天文学家石申发扬光大，其所著《星经》最具代表性，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星象文化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唐、五代、宋、元代天文学家反复测定开封“浚仪岳台”，为世界最早“子午线”和“天地之中”，是对伏羲“河图洛书”“中数、中宫”、即中国“中”文化之始的再次确认。
古代天文、星象学家，运用“天人合一”的创世思想方法，将这种天文知识和星象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便形成了人间社会的天子，效法天文星象中天帝“三垣城”，即“三重城”的帝都建筑规制，并世代传承。
战国时期的魏国，以天文、星象文化为指导，建立了开封“大梁”都城。“大梁”都城在天象中，对应十二星次之一的“大梁”星；在十二支中，对应“酉”位；在二十八宿中，对应西方白虎宿“胃、昴、毕”三星。据春秋时期史学家左丘明《国语·晋语四》记载：“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天行”，本指天道上的岁星运行于开封“大梁”之时。三国时期史学家韦昭注：“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可见，“大梁”，既是战国魏国国都的名称，也是天文星宿的名称，分别代表着天象地形的位置。
北宋时期，著名建筑学家李诫以上古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为指导，对古代建筑思想、方法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编撰出了由北宋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成为传承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现了北宋理学核心文化，具有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典之称的规范之书，也是研究北宋乃至中国古代建筑领域极为重要、富有科学价值的参考文献。
北宋时期的理学，代表着宋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集儒释道三教根本思想大成的新儒学，也是北宋东京开封帝都规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开封宋都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组成，分别代表着紫薇垣，是宋帝居住的后殿宫室；太微垣，是宋帝、大臣行政的天府衙门；天市垣，是市民贸易交换和生活之地。由此，构成了宋朝国都规制的基本框架。
北宋开封宫城的南门称“午门”，也称“宣德门”；内城的南门称“朱雀门”；外城的南门称“南熏门”。此“三门”均有“三城”的“正南门”之称。链接“三城”“正南门”的道路，称“御街”，也称“天街”。“天街”上的桥称“天汉桥”，即“州桥”，是南通外城“天坛（圜）”、北通宫城“天子”大位的“通天大道”。
“天街”是宋都皇城的“中轴线”，也是北宋中国南北“子午线”的象征。“子午线”，是十二地支正北方“子”位与正南方“午”位的链接线。它与正东方“卯”位、正西方“酉”位的“卯酉线”交会，共同组成了上古时期的“天地人之中”。因此，北宋“三重城”的“天街”“中轴线”，也称“子午线”。
开封宋都“中轴线”自北向南，贯穿于宋帝宫城、大臣府衙、市民市场居住地，体现了天文星象中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天国文化内涵，是人文始祖伏羲“道法自然”“天（地）人合一”创世思想方法，宋文化理学“中正中庸”“允阙执中”“抱一守中”等核心思想在古代帝都规制中的展现。
“中正中庸”，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大本所在，是天地万物中和的初心起点，是王者育化万物所居的本位；“允阙执中”，是上古圣神先祖继天立极，恪守道心、天心、人心的道统心法传承，是帝王天子行大道、持中和、求大同、王天下的根本方法；“抱一守中”，是将人心与宇宙、天地之心融为一体，实现天地人本体归一、归中的“三才之道”。故老子《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只有以“抱一守中”“中正中庸”思想治理天下者，才能成为贯通天地人三才、行天地人之“王道”的王者。
无论“百王之先”伏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创世文明成果，或是代表宋文化核心理念的理学思想；无论杭州良渚发掘距今5300年~4300年前的“三重城”文化遗址，或是在唐汉基础上创新形成的开封“三重城”“中轴线”宋都规制，无不体现着中华人文始祖、初祖、先祖们，开辟人文世界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中国根本、固有、基因的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开封要发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中国历史文化高地，建设宋文化名都或历史文化名城，就不能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研究清楚，将代表宋代优秀文化的理学及优质资源发掘出来，切实把开封市委、市政府宋文化主题战略定位落到实处。同时，以修复北宋开封“三重城”、御（天）街“中轴线”为重要抓手，发掘好、阐释好、转化好独具中国特色的开封宋文化资源，真正把开封打造成为富有宋文化、理学精神内涵，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高地水平的宋文化园区，助推开封文化旅游产业快速、持续发展。（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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